2024年6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学之一——大夏大学创建100周年。一百年沧桑巨变，一百年精神永存。回顾大夏大学光荣的历史，我激情满怀、热血沸腾。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和侄女、外甥女等都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尊重历史的我们都在曾是大夏大学教学楼的群贤堂前，在象征着“自强不息”精神的洁白门柱旁流连忘返，还因为我的大伯蒋子英先生曾在大夏大学这块热土上留下过难忘的足迹。
一、从厦门大学到大夏大学，读书救国
蒋子英先生
1901年，蒋子英出生于江苏宜兴漕桥的一户普通人家。酷爱学习的他，幼年在宗祠私塾读书，后来辗转常州、上海的新学堂学习。1922年9月，他考上厦门大学，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在厦门大学的日子里，蒋子英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同时在思想上追求进步。1924年，因参与反对校方专制做法的抗议活动，他与众多师生被迫离校。然而，这并未阻断他的求学之路。在欧元怀等教授的带领下，他们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寓意“光大华夏”。同年9月，大夏大学在上海举行开学典礼，蒋子英成为文学院的首批大学生，并于1926年顺利毕业。
欧元怀先生晚年回忆，大夏在建校初期提出了三个口号：倡导“读书救国”、发扬“三苦精神”（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工苦干）、坚持“师生合作”。其中“读书救国”是核心，另外两个口号是办学的理念与特色。
我以为用“读书救国”四个字来概括蒋子英在大夏大学的学业生活最为贴切。
——理论上阐述“读书救国”思想
1925年9月28日，蒋子英在《大夏周刊》（第22期）上发表署名文章“救国求学与大夏大学”。文中对“读书救国”的思想作了精辟阐释。
蒋子英批判了对救国的两种片面看法：一是主张专门“从事社会活动”。他指出，“将书本抛诸高阁，但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所得甚渺，干事无力，与国家前途，究有何益？”二是主张“坐于斗室，埋首痛读”。他说，“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态度，又是荒谬之甚了！”
蒋子英提出“求学与救国不可偏废”的观点：“我大夏的同学，须拿求学与救国打成一片，右手执剑左手执书”。他列举了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当时（1925年）的欧战中，“学生虽军衣在身，犹弦诵不辍”，一旦需要“都抛开课本，离去教室，而荷枪实弹与兵士同入战场”的例子，并认为“这种能求学能爱国的精神”是“很可借鉴的”。
蒋子英呼吁青年学子要有担当精神：“在智识阶级的青年，应当用其所学，出面宣传、实行，使风雨飘摇的中国，修辑补辍，方可免于灭亡；在社会上当为救国之指导者。”
这篇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文章，是激励青年学生担当读书救国使命的冲锋号角。
——行动上践行“读书救国”思想
蒋子英学习异常勤奋，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他富有钻研精神，任何知识点和问题都要把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社会调查是他擅长的学习方法，他的文章和著作接地气、现实针对性强、所举案例生动详实；他还博览群书：精通古文、通晓中外历史、在政治和法学方面颇有心得。
蒋子英不仅自身奋发学习，更是优良学风的倡导者。1926年，他于大夏校刊《夏声》首期发表署名文章“优良学风之陶养”。该文抨击了彼时社会上学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讲虚表而不论实质，行不顾言，言不顾行”。在深刻剖析学风不正的6种现象后，作者指出：“今欲建国家于不拔之基，置社会于磐石之安，则不可不先陶养优良之学风，方是振国威而厉末俗！”
针对上述不正学风，蒋子英给出了陶养优良学风的7条建设性对策：“须养成注重社会情状之学风”、“须养成富有国家观念之学风”、“须养成耐劳刻苦之学风”、“须养成崇尚实学之学风”、“须养成忠恕俭朴之学风”、“须养成崇尚气节之学风”、“须养成眼光远大之学风”。
蒋子英期望教育界和大夏大学能担当起营造优良学风的责任：“前列诸端，均为吾国教育界所亟应提倡”；“以身作则，感化群伦，开导全国之学风，尤属吾大夏之本职”。
这篇文章站位有高度、分析有深度、视野有宽度。体现了蒋子英的忧国忧民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章中的一些观点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
蒋子英对“救国”思想的践行主要反映在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上。
参与上海的孙中山追悼大会筹备工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4月12日，上海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公祭仪式）在西门外体育场隆重举行。社会各界400多个团体的群众大约10万人积极参加，盛况空前。宋庆龄抱病出席追悼会。大会执行了“默哀、读遗嘱、读祭文、报告孙中山历史功勋、演讲、献花”等程序。会后举行游行，群众沿途高呼口号：“中山不死”、“打倒军阀”、“打倒外国资本侵略主义”。追悼大会达到了寄托哀思、宣传孙中山思想、弘扬孙中山精神、继承孙中山遗志，推进国民革命、实现孙中山理想的目的。
追悼大会成功举行的因素之一，是有一个实力较强的、由34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其中不乏名人）。大夏大学派出学生代表蒋子英参加筹委会，他被安排在由俞秀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负责的宣传组工作。从追悼大会的策划设计，到会场的精心布置；从孙中山演讲、著述、遗像等资料的收集，到会议要发放的小册子、特刊的准备；从游行的组织实施，到对外的宣传报道，每一项工作他都乐此不疲，最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大夏大学在这一声势浩大、富有重要意义的爱国行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蒋子英也在这一活动中得到了锻炼、收获了成长，并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读书救国”理想。
积极参加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大夏大学爱国进步学生作为学联的重要力量，参与组织了与工人及劳动大众并肩战斗的“三罢”运动：罢工罢市罢课；他们还走向街头散发传单、游行示威，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罪孽；同时，他们又到租界里去宣传讲演，向公众阐明罢工事件的真相，并筹款救济因停工面临困境的工人。蒋子英积极参与上述各项抗议活动，且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此外，作为学生会负责宣传的干部，他通过《大夏周刊》报道五卅运动，并利用暑假，负责出版《大夏五卅特刊》等两本刊物。
1926年5月21日，蒋子英在《夏声》第6期上发表了篇幅长达两万字的署名文章“五卅惨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经过近一年来的思考与探索，他对五卅运动又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他在文中深刻揭示了五卅惨案的实质：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尤其不是一个经济斗争问题，而是涉及到“外人侵犯中国的主权，压服中国独立运动，和中国人要求国际平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一个大问题”。
文章对五卅运动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称“中国人自己起来与帝国主义决斗，为民族争自由、为国家求独立，这就是五卅运动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五卅运动唯一的使命”。
作者在分析了五卅惨案与不平等条约之间的紧密关系后指出：“我们现在要雪五卅的羞耻，要救中国”，“当先要废除为帝国主义作靠山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作者特别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当须自己起来努力，勿依赖他人的仁慈”。
这是一篇带有研究性的深度文章，颇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蒋子英毕业后曾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毕业前后做的几件与“读书救国”相关的事，值得一提：
与厦大离校旧同学发起成立同学会。1926年1月20日下午，“厦大离校同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并欢送毕业同学。蒋子英致开会词，他阐明了同学会成立的目的：“团结”离校同学，“继续共同奋斗”，不忘“离校读书运动之初衷，巩固大夏之基础”。他寄语毕业生：“本届第一次毕业同学均属厦大离校同患难之同学，此次毕业出校，救国爱校责任宏重”，他希望大家将大夏大学的精神和传统发扬光大，为救国荣校作出积极的贡献。欧元怀等5位教授在会上演说。会议发表了《成立宣言》和《护校宣言》。“厦大离校同学会”是大夏大学的第一个同学会。
参与筹办“建国学校”。1925至1926年间，蒋子英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下工作。其时正逢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是恽代英（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和黄季陆（后曾任国民党内政部长）。蒋子英曾与黄季陆等一起筹办“建国学校”，从事宣传“反军阀迎北伐”工作。
在纪念“五四”大会上演说。1927年5月4日，大夏大学在大礼堂召开“五四运动”八周年纪念大会。据记载“教授同学到会共有600余人。本校区党部代表蒋子英在会上发表演说”。
支持苏州地区工人运动。1927年7月，蒋子英被委任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兼工人部部长前往苏州。作为国民党左派，他对于地方民众运动采取积极的支持态度。“在此后劳资纠纷的调解中，蒋子英立场更倾向劳方，党部工人部也成为工人诉冤的依靠”，因而与势力强大的苏州总商会关系恶化，引发了所谓“弹劾蒋子英”事件。蒋子英被迫于10月7日离开苏州。之后他仍极力支持苏州被“奸商压迫”的铁机工人，派人到苏州“慰问工友”，并与其他6名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保释因支持工人运动而被捕的人员。
亲历“五卅”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的血腥场面，“支持苏州地区工人运动”未果而显得难有作为，又在“清党”问题上与国民党主流意见不合，此时的蒋子英感到郁闷和迷茫：救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当时“西学东渐”风气时兴的情况下，他最后决定辞去国民党党内职务，前往欧美探寻救国的理论。
二、从欧美留学到大学教授，教育救国
从1928年至1948年，对蒋子英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欧美：是他本人接受“深造教育”期；第二阶段在大夏大学：是他学术发展和培养人才上的“教育积累”期；第三阶段在朝阳大学：是他学术上迈上高峰，为国家“法学教育”作出重要贡献期；第四阶段在抗战期间：是他以笔代戎，唤起和激励民众投身抗战的“广义教育”期。这四个阶段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与教育救国有关。
——怀抱“救国”理想，涉洋欧美深造
1928年9月下旬，蒋子英抵达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始攻读政治学。由于是自费的，生活相当艰辛，只能成为“半工半读之学生”。他在一艘邮轮上供职，高强度的体力活常使其汗流浃背，披星戴月回到住宿处亦是家常便饭。有报道称他“而所博薪水，又极低菲。然蒋氏对于学问一道，依然发愤如昔”。
1931年秋，蒋子英在密歇根大学研究生毕业，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秋天，蒋子英马不停蹄入境法国，在巴黎大学开始攻读国际公法。他这时已获得公费资助，经济情况大有改观，不用再去打工。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分秒必争、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深耕学问。1933年6月，他在巴黎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国际公法学博士学位。离开巴黎后，从1933年6月底至1934年初，蒋子英又赴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了半年时间的实地考察，随后回归祖国。
在海外的5年半中，他不仅在学术的主攻方向上突飞猛进，还开阔了国际视野，在相关领域也形成了一定的积累，曾被英国伦敦大学聘为研究员；同时，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十分崇拜，以致后来用马克思夫人的名字来给他的大女儿取名蒋燕宜。通过5年半的刻苦深造和积极探索，蒋子英确立了自己今后前进的方向：学成回国，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的人生即将展开新的一页。
——归国首站母校，精心培育人才
5年半的留学生涯即告结束。母校大夏大学热情地向蒋子英伸出了橄榄枝。
蒋子英与培养他的大夏大学情深意厚，懂得感恩的他也有心回馈母校，于是两者一拍即合。1934年至1935年，蒋子英在大夏任教，两年中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担任法学院教授，在第一课堂培养政法人才；担任群育部主任，在第二课堂培养全面发展人才。
蒋子英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曾修过“法政”和“社会学”，在大夏大学学习时修过“政治”“法制史”“法律”等课程，在欧美留学期间，又在学术前沿研究“政治”和“法学”，这为他日后回国在政法领域任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校档案馆所藏“1935年春季教授授课表”中有蒋子英的名字和所授课程的安排。他在那个学期共上四门课，分别为：比较宪法、行政法、比较政治、政党政治概论，每周16节课，周一到周六，排得满满当当。授课对他来说称得上是得心应手，他的加盟为大夏大学法政教师队伍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大夏大学的法学教育不仅起步早，而且融入了地方特点，形成了比较教育的特色。蒋子英精通中、英、法3种语言（这要归功于母校和厦门大学为他打下国文、英文和法文的扎实基础）；在国外研究和考察5年半，深谙国际法；对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律有所涉猎。基于此，应用比较法来讲述中外法律是他的强项，他所教授的四门课程中有两门是比较研究。蒋子英任法学院教授，无疑为大夏的法学比较教育特色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蒋子英在大夏大学任教时担任群育部主任。《大夏大学编年事辑》显示，群育部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引导、道德养成、知识拓展和能力培养，在校内承担着第二课堂素质教育的任务。大夏大学布置给群育部一项特殊的任务：主持办理导师制施行事宜。学校借鉴欧美经验，从1929年4月开始，在国内率先实行了导师制。导师制先在新生和毕业班中试点，而后覆盖到所有年级全体学生。
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蒋子英对国外的导师制度早有所闻，他对母校实行这一制度十分赞赏。他认为，导师制的推出针对了当时“各教授在教室上课而外，与学生接触机会颇少”的状况，同时也回应了学生在求学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烦恼，亟需有人指点迷津的期盼，非常有必要。
蒋子英在工作中主动与导师们打成一片，希望他们不但在学业方面给学生以指导，而且在思想上要为学生释疑解惑，在心理上要疏导他们，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对具体的升学、求职、家庭、婚姻、处世、交友等问题都要认真加以指点。蒋子英以导师制的坚决拥护者和积极践行者身份，在群育部的岗位上默默地深耕培土。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大夏大学为什么能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一跃成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学校有以“读书救国”、“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办学高定位。二是学校有以立校精神为支柱的办学强动力。三是学校有三个显著的办学特色：在第一课堂，通过聘请国内外名儒硕彦、博学精通的教授授课以确保教学水平的高质量；通过群育部组织第二课堂教育，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通过导师制形成教师队伍全员育人的好风气。
蒋子英在大夏大学的工作经历与这三个特色都有关。能在母校进行培养人才的“教育救国”实践，他感到意义重大、无比荣幸、很有价值。
——受聘朝阳大学，法学贡献卓越
1936年，蒋子英受聘于北京的朝阳大学，担任该校教务长、法学研究部主任和宪法教授。朝阳大学创办于1912年，是中国第一所法科高等院校，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私立法科大学。1929年，在世界法学会海牙会议上，朝阳大学被肯定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校”。蒋子英能在拥有金字招牌的法科大学朝阳大学任上述重要职务实属不易，表明他的学术成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在朝阳期间，他的学术逐步迈上高峰。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是：“学识渊博、造诣精深，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为中国宪政建设和宪法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在中国法律教育史上，铭记在中国法和法学发展史上。”
蒋子英在法学方面之所以能取得载入史册的成就，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是欧美留学拓展视野，接触到了最前沿的学科知识，从而使自己的研究达到国际性的水平。其二是母校的栽培。大夏邀请国内外著名人士到校演讲并给学生授课，让其受益终身；在大夏工作时培养法学人才的实践，又让他有了丰富的积累。
蒋子英在北京朝阳大学工作时收获了爱情，认识了燕京大学国际金融和社会学专业毕业的许玉珍（后改名为许漪云）。1937年3月，他俩喜结连理。伯母说她看中蒋子英这个“穷小子”，主要是欣赏他的耿直、正义、清廉人品和出众才华。
——以笔代戎抗战，力行教育救国
“七七事变”引发了全民族抗战。1937年至1946年，蒋子英夫妇离开北京，途经南京转至重庆参加抗战。蒋子英在重庆期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专员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另外在欧美同学会和法比瑞同学会兼任理事。除了完成上述工作任务外，他还通过两种途径，积极投入抗日战争。
坚守教授岗位，变课堂为沙场。抗战期间，朝阳大学内迁至成都和重庆，蒋子英继续在该校任教，此外还分别在国立四川大学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亦称陆军大学，黄埔军校为其前身）任教授，努力为抗战培养人才。
当时，中央军校的政治课程除了三民主义基础课程之外，还开设军纪军法、社会发展史、宪法、资本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校史等，科目多达40余门。政治教官大多来自名校，其中不少为学界专才和著名人士，很多人都曾出国留学。军校教官的军衔从中校至少将不等，主要根据学历和学术界地位而定，蒋子英于抗战期间在中央军校（成都）被聘为少将教官，相当于主任教授。
军校的学员一毕业，立马从昔日的课堂奔向杀敌的战场。经过精心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这些军官的素质都获得了全面的提升。他们既能在后方战场上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又能在前线浴血奋战、刺刀见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坚持著述立说，以笔代戎抗战。在重庆期间，蒋子英出版了一本专著，发表了近20篇抗战檄文，为全中国人民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鼓与呼。
《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一书于1940年由上海独立出版社出版，印刷于重庆，这是蒋子英关于抗战的重要代表作。该书围绕“为生存”主题表达了三层含义：其一，“为生存”是人类最高也是最迫切和最重要的目的；其二，“为生存”是人类正当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是国际公法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其三，一旦这种权利被侵犯，当事民族或国家的全部人民必须全力去抗争，誓以一切牺牲去抵抗，直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
书中对抗日战争的性质、目的、任务和国际意义等作了深刻的阐述。该书既为唤起民众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全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直至胜利，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斗志，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全面抗战（包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并在舆论上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
蒋子英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文章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理论性文章：如《抗战期间中国政治的演进》《民权主义与民主政治》《战争与民治》《地方自治实施之研究》。第二类是以国际为背景的文章：如《英法苏合作与中国》《欧陆风云与中国抗战》。第三类是宣传鼓动性文章：如《中国青年应为三民主义而努力》《宣传与教育》《编者之言1、2》。第四类是评论性文章：这类文章短小精悍、切入时弊、富有战斗性。上述文章大部分发表在《中山月刊》（重庆）上，此外还有《民意周刊》、《欧亚文化》等杂志。
蒋子英任《中山月刊》主编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1946年，蒋子英一家6口也从重庆迁回南京，1948年开始居住上海。此段时间，蒋子英在南京、上海两地兼任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暨南大学教授。那段时间教学工作的忙碌情形，用现在的话来说：“不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这种“流通”教授在当时功底扎实的学术界群体中并不罕见。
蒋子英一生酷爱读书、热爱教书，能通过教育来救国，是他一生的理想，虽然忙，但快乐着。
三、助力上海解放大夏荣耀，立功报国
1949年5月27日，蒋子英做了一件他一生中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事情：劝降驻沪守军，攻克解放上海最后一个“堡垒”。这件事为上海的最终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75年前的上海。
上海战役是渡江战役的最后一役。这场战役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上海地位重要。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人口500多万。二是上海防御牢固。在沪的国民党军有陆、海、空军20余万人，军舰30余艘，空军4个大队。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5月23日夜，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发起总攻。至27日凌晨，苏州河以南及以北大部分地区均已解放，只有一部分盘踞在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残敌，凭借钢筋混凝土厂房的掩蔽负隅顽抗。解放军要用武力解决这股敌人并不困难，但交起火来，电厂和水厂的设备会遭到破坏，会严重影响全市生产和市民生活。最好的办法是逼迫敌军投降。
陈毅和华东局负责同志在27军军部听取了聂凤智军长的简要汇报。当说到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还未攻克时，陈毅浓眉锁紧，“他们属于哪一部分？”聂凤智报了守敌的番号，陈毅略一思索，脱口而出：“他们的副师长叫许照。对，你们赶快查找蒋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过去在陆军大学任过教授，许照是他很得意的学生，请他做劝降工作。”
蒋子英当时租住在建国西路懿园。聂凤智的电话直接打到懿园，蒋子英听清原委后十分兴奋，一口答应：“那没问题，我一定尽力照办”。蒋子英很快来到威海路跑马厅（现人民公园）附近解放军27军的总部，他表示自己是民革成员，理应为解放上海作些贡献，尽一份力量。
79师师长萧镜海换上便衣，与蒋子英等人坐上一辆吉普车向北进发，穿过火线来到国民党230师师部，找到代师长许照少将。蒋子英对许照纵论局势、分析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劝说和商议，终于使他打消了顾虑。许照同意放下武器，守敌8000余人停止一切抵抗，随后将工事及已埋设的炸药全部拆除，等候解放军接管。至此，国民党守军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克，上海全部解放。
蒋子英的成功劝降，不仅避免了解放军和市民的重大伤亡，而且也避免了因水电设施被毁而造成的整个城市运行的停摆。在这最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全市的自来水供应照常，电灯依然通明，电话畅通无阻，工厂生产没有停顿，市民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没有瘫痪。这是上海人民的幸事！新中国的幸事！
蒋子英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劝降的。
首先，外白渡桥一带，还有零散的敌军，要防止中冷枪，且到达230师师部前要穿过火线区，极易遭到对方的袭击。其次，老师劝说学生投降未必一定成功，当时被汤恩伯称为“恩师”的陈仪（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策反汤恩伯反被汤出卖而惨遭杀害就是实例。
蒋子英能在攻克解放上海最后“堡垒”的重要时刻不惧危险、挺身而出，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并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必然的行为。根据史料记载，主要是三个原因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去劝降。
爱国知识分子底色使然。蒋子英大学时代就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出国深造时，身在欧美，心系祖国；归国后在多所高校任职教授，是一位心怀教育救国理想的著名学者；抗日战争期间，他又笔耕不辍，战斗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线。纵观他的历史，蒋子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国进步人士，一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立场和血腥行动无比愤慨。现在国共两党到了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他当然会选择站在人民一边，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
中共地下党的依靠对象。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策反工作是他们的重头戏，地下党为此于1948年11月专门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是中共上海局宣传和统战部部长沙文汉。委员会下设“策反工作组”，组长是王亚文。据上海地下党的历史记载和沙文汉及王亚文的回忆，周恩来和董必武曾亲自做国民党高层的策反工作。1946年11月离开上海时，他俩将一份由他们亲自圈定的8个人的依靠对象名单交给了上海地下党，蒋子英是8人之一，其他还有吴石、周应骢、何燧、邓兆祥、林遵、张权、何友恪。可以肯定的是：蒋子英是周恩来、董必武熟悉而又十分信任的国民党内的爱国进步人士；在策反工作中，地下党已按周恩来、董必武的要求，将蒋子英等确定为“非常重要”“无可替代”的依靠对象。
秘密民革中的重要成员。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等政治主张。“民革”在上海先后建立了5个民革地下组织，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携手合作。
早在抗战前，蒋子英就接触到了王昆仑（中共秘密党员，解放后为北京市副市长），到了重庆，交往更为频繁，两人观点相同，都主张动员民众、坚决抗战，都对蒋介石反动腐败的独裁统治极为不满。1948年至1949年，在王昆仑的影响、引导下，蒋子英秘密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分会（简称“民革上海临时分会”）工作，任政治委员会委员。作为“民革”一员，蒋子英早已拒绝国民党政府提供给他逃往台湾的4张飞机票和6张船票。劝降许照对他来说，是民革党员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事。
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75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没有忘记蒋子英，上海人民也一直记着他。他的劝降功绩在电影《开国大典》等影视作品，《民革党员与新中国》《民革前辈与上海解放》等书籍和报刊，以及聂凤智军长1979年的纪念文章（《解放日报》《文汇报》），作家翁敏华2019年的专题文章（《解放日报》：助攻解放上海最后堡垒的蒋子英）中均有记载。
蒋子英的名字和壮举，将被永远镌刻在解放上海和新中国成立的丰碑上。这也是他的母校大夏大学的荣耀！
四、结语
纵观蒋子英先生的一生，有六个方面是值得后人学习与思考的。
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从学生时期开始就确立了“读书救国”的理想。青年时代，他是孙中山思想的追随者。从欧美留学回国后，他树立了“教育救国”理想：从大夏大学到朝阳大学，从国立四川大学、陆军大学到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暨南大学，他始终站在培养救国人才的三尺讲台。1948年，他秘密参加上海民革筹备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和依靠对象，他的理想信念此时又得到了升华。
深厚的爱国情怀。在大夏时，他积极走上街头，参加“五卅运动”，并发表剑指帝国主义的战斗檄文。抗日战争时期，他以文代戎，为全民族解放斗争举旗呐喊。他发挥学术专长，协助政府筹建了旨在扩大抗战力量的“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还以专家身份参加“设计指导委员会”，为“激励积极抗战的青年远征军的爱国精神、提振部队的抗战士气”建言献策。
强烈的担当意识。他在大夏读书时就公开发表文章，呼吁青年“要有担当精神”。1927年，他以特派员身份前往苏州调解劳资矛盾时，始终坚定地站在工友一边，并想方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在解放上海“最后一公里”的时候，他又不顾个人安危，穿过敌人的火线去劝降，为上海解放战役“军政全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敢于斗争的精神。他用一支犀利之笔，鞭笞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军阀的反动和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他常常批评社会上的不正风气和不良习俗：在《优良学风之陶养》中批判“商品化之学风、政客化之学风、浪子式之学风、教徒式之学风、空想病之学风、萎靡玄妙之学风”并提出对策时，毫不吝啬笔墨，留下了洋洋洒洒近万字。
追求卓越的品质。无论在大夏大学求学时还是赴欧美留学深造时，他对自己的学业要求都很高，具体说来有“七个要”：一是学习目的要明确：为掌握本领、报效祖国；二是要特别刻苦：孜孜不倦、废寝忘食；三是要有一种钻研精神：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四是要把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尤其是学文科的，一定要“从事调查，养成研究社会问题之风气，以负指导社会之责”；五是除了学好专业，还要博览群书，成为通才；六是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语，以达到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境界；七是要追求卓越，即在专业领域要有所建树，成为专才。他能成为法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著名学者、教授，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掌握了上述学习和研究之要义的结果。
为人师表称楷模。他为人耿直、品德高尚、一身正气、一世清廉、言行一致、求真务实，具有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
蒋子英的精神和品质是大夏大学精神在他身上的充分体现。今天，我们正在开展纪念大夏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活动。什么是对母校和前辈最好的纪念？那就是：弘扬光大母校的精神，学习前辈的品质，继承他们未尽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我们新的贡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100年前，前辈们的使命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1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的使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从百年前的学生“读书救国”、教师“教育救国”，到现在的学生“读书强国 ”，教师“教育强国”，既是传承，更是超越。
百年前的大夏大学，是走在爱国前列的全国名校，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也不负众望，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先锋队。
让我们师生一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教和学的不同岗位上，为共同的强国和民族复兴目标，作出我们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更大的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大夏大学建校100周年。
【作者简介】
蒋威宜，女，1949年1月生，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1982年1月华东师大数学系本科毕业（学士学位），1993年7月华东师大政教系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历任华东师大总支副书记、校党委委员、学生工作部部长等职务。1994年8月至2009年9月，任上海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2009年9月至2021年12月，先后任上海建桥学院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校副董事长、校决策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社会兼职：曾任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全国民办高校德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妇联执委、徐汇区人大代表等。
